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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茅威涛
2010年8月，从香港出差返回时，我带回了龙应台的旧年在港再版的《请用文明来说服我》，读来感触颇深。
盛夏，改编自华裔女作家张翎小说《余震》的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上映。与其直截了当去评价影片的艺术成就，不如去关注该片创作过程中艺术对商业化的妥协。小说《余震》阴冷、灰暗文字所展示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心灵疼痛、孤寂，被电影中温情、阳光的主旋律情感呵护所替代。显而易见，前者比后者对人性的挖掘更为深刻，但后者比前者更容易被接受——这种妥协，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《唐山大地震》的6个亿票房。
擦去卷宗档案上厚厚的灰尘，翻出很多《藏书之家》的往事。
2002年，我们有幸请到著名女作家、浙江首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《茶人三部曲》作者王旭烽为“小百花”度身创作天一阁故事的剧本。旭烽姐在江南这片土地上，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她的文笔独具江南灵秀之气，笔下字间却含蕴着与婉约相映成趣的开阔、深刻的人文视野。导演是我的先生郭小男（当时我们已经合作完成了《寒情》、《孔乙己》两个作品），剧名一字以蔽之，曰为《藏》，精炼而直指内涵，不禁使我联想到黑泽明的电影《乱》。
明末清初天崩地裂之际，在“书该不该出阁、女子该不该上楼、藏书守书该以何等意义和方式继续”的诸多困惑中，寂寞困顿的藏书阁主范容，坚持祖训，却铸就了堪谓压抑、执拗、乖戾到变态的性情，兼与妻子砚墨、姨娘伺书夫人、嫂嫂花如笺之间发展着或暧昧、或畸形、或繁复的情感纠葛。这是个180度颠覆越剧传统的尝试，用旭烽的话来说，范容有着“强烈的、极端的、非常态的生命存在”。
这种存在甚至可能是大于越剧、大于戏曲和观众所能承载的。
排练场上不时弥漫着的，是制作人、导演、编剧、主演之间的碰撞、磨合。《藏》首演，更一石激起千层浪。爱者，爱其对藏书人深层精神轨迹刻画之惟妙惟肖；恨者，恨其对传统戏曲、才子佳人的完全颠覆。虽说最深的批判总是来自最深的关切，但在某种意义上，《藏》最终还是过于先锋，未能获得大多数有着儿女情长观剧经验的越剧或戏曲喜好者的认可。
作为演员，当时我刚刚完成“孔乙己”这个文化意义厚重的人物塑造，也刚刚诞下爱女，个人生命感似乎又添加了几分深邃。重返舞台，范容于我，是一个在精神、灵魂和情感层面最为贴近的角色。在排练场的某个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书是文明的积淀，藏书守书即为对文明积淀的传承。范容终生守着书楼、延续文脉，就像当下传统艺术被普遍边缘化的语境里仍然固守越剧的我，坚守和传递着一方地域的文脉。这里，与我精神达到共鸣的，是剧中人物的命运，更是人性、生存以及文明传递中必需的执着、忠诚与殉道。
但作为制作人，“小百花”的作品从来不能以“争得一奖，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”为目的。作品亦即商品，我必须为它的市场属性乃至获奖负责。于是，不断妥协的过程开始了。
2002—2004年间，《藏》剧开始了修改、排练、试演，与专家学者及观众座谈、整理意见和再修改的艰辛过程。如此，同庚姨娘暧昧的关系、女子违反家规登阁遭黜、风雨侵袭下护楼守书、百年书楼何以为继等矛盾冲突线索，以及偷书的雅贼、争夺书楼的二弟、深爱自己丈夫并为书楼献出生命的砚墨（至今编剧和许多观众仍然对她念念不忘）等情节、人物，均在修改中渐渐消失。不变的是排练场上悬挂着的巨幅标语：挺住意味着一切，坚守昭示着永恒；横批：将越剧进行到底。
截至参演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时，《藏》已经变成了《藏书之家》。如果说《藏》是先锋、叛逆的探索，那么《藏书之家》就是个规矩、和谐的创作——以《焚书》、《藏书》双书如何合璧为主线索，以范容、花如笺叔嫂间惺惺相惜的情感线索贯穿全剧的《藏书之家》，取代了《藏》复杂的剧情设置，主角范容也完成了从“自发”藏书到“自觉”藏书的转变。
首稿《藏》剧中的范容，是一个遵祖训、守书楼、代成婚、罢黜妻等都是不得不为，内心深处却深藏着孤独、困惑、质疑的守书人；而《藏书之家》中的范容，已经变成一个视收书为己任、视藏书为天命的形象，人物从个体命运的表达，逐渐完成了向社会属性转化的过程。但这种消损，使得《藏书之家》一剧对百年书楼藏书守书、抱残守缺、传承文脉精神价值的呈现，通达到了普世意义及意识形态的层面。
2010年8月，《藏书之家》为赴台湾演出而再加工修改的工作即将展开，我在卷宗档案一叠厚厚的导演创作手稿中，无意看到一封当时小男写给我但并未最终交给我的信，其中言道：“有些遗憾的感觉其实挺好的，它让你倒吸一口气，而感觉生活即如此，艺术即如此。”我知他和我一样，就纯艺术层面对《藏书之家》较之当年《藏》的妥协，存有遗憾。但我们也明白，这种妥协，是为了传递和被接受。
但无论怎样，有一个问号始终悬在我的心中——创作可以妥协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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